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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1961年4月11日的耶路撒冷，阿道夫·艾希曼因反人类罪受审。作为纳粹官员，他负责组织超过150万欧洲犹太人前往隔离区和集中营。艾希曼被普遍视为邪恶的幕后黑手，从一个舒适的德国办公室里策划了种种暴行。许多人渴望看到这个所谓的“办公桌杀手”为其罪行受审。
然而，走上证人席的那个畏缩的男人，更像是一个无趣的官僚，而不是一个残忍的杀手。艾希曼的本质与其行为之间的反差，让许多观众感到不安。但对于哲学家汉娜·阿伦特来说，这种矛盾激发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发现。
阿伦特是一位德国犹太人，在1933年逃离祖国，当时她曾短暂被德国秘密警察拘留。作为难民，她先是在法国，然后在美国，致力于理解纳粹政权是如何上台的，以及它如何激发了如此多的暴行。当时的普遍观点认为，第三帝国是一个历史异常；是一场由独特的邪恶领导者支持的完美风暴，这些领导者是德国公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寻求报复的结果。
但阿伦特认为，导致这种前所未有的极权主义崛起的真正条件并非德国独有。在整个1950年代，阿伦特发展了一种关于人类条件理论，将生活分为三个方面：劳动——我们满足物质需求和欲望；工作——我们构建世界的物质和文化基础设施；行动——我们公开表达我们的价值观，共同塑造周围的世界。
阿伦特认为，正是最后一个方面——行动的生活，在德国和其他许多工业化社会中受到了攻击。她认为现代是一个由劳动统治的时代，个体在社会世界中的出现主要是为了生产和消费商品和服务，而不是分享思想和塑造社区。
阿伦特认为，这导致了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形成，其中个体仅被视为经济价值，而不是道德和政治能力。她认为这使人们与邻居和自我疏远。在她的1951年著作《极权主义的起源》中，阿伦特认为这些条件为极权政权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，这些政权利用恐惧和暴力增加孤立，使得公开作为自由思考的政治行动者变得危险。
在这种孤独的状态下，参与政权成为恢复身份和社区感的唯一途径。阿伦特认为，正是这种环境让艾希曼犯下了他的罪行。大多数人预计这位犹太德国哲学家会对前纳粹严加评判。但尽管阿伦特谴责他的罪行，她却没看到艾希曼本身具有独特的邪恶。
她将他视为一个极其普通的人，认为尽职尽责是公民的最高职责。对于阿伦特来说，正是这种平庸最为可怕。她的观点不仅仅是任何人都能做到艾希曼所做的事情，而是他的故事表明，普通人可能会自愿接受他们的社会角色——即使这导致了种族灭绝。
阿伦特将这种现象称为“平庸之恶”，并警告说，当社会阻碍我们思考的能力时，这种恶就会出现；更具体地说，是在自我反思的内部对话中质疑我们的信念和行动。阿伦特认为，这种思考方式是面对道德问题的唯一途径，我们在独立思考受到威胁时，对自我反思的责任尤为重要。
她承认，在压迫性空间中进行批判性思考是一种需要个人勇气的挑衅行为。但无论怎样，我们必须这样做，这也是为什么阿伦特仍然认为艾希曼有罪。这一线索贯穿阿伦特的作品，她不断坚持思考是我们对抗现代性威胁的最大武器。
特别是，对抗一种无休止的经济和技术发展的驱动力，这种驱动力会增加社会孤立并抑制人类自由。为了培养这种重要的价值，阿伦特认为我们需要创造正式和非正式的论坛，以允许公开讨论塑造我们的集体未来。这些可能包括市政厅会议、自治工作场所或学生联盟。
但无论它们采取什么形式，阿伦特认为最重要的是它们重视开放对话和批判性自我反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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